惶者生存--董衍善

从革命到制度：现代化任重道远
[邱震海] (2006-09-14)

　　9月9日，是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；恰好这一天，由施明德领导的倒扁静坐运动开始进行。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，其实却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，分别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或正在进行的艰难探索，以及曾经或正在经历的挫折或弯路。

百年现代化中的重要人物

　　首先，这里所指的现代化，包括物质或经济层面，同时也包括制度和精神层面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中国百多年前之所以落后于西方，与其说是源于物质和经济原因，还不如说更多地是由于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原因；同样，中国百年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，根本原因也非经济层面的，而在于制度和精神层面。

　　在过去百年历史上，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和强人，他的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的宣示，在中国人民的心理土壤上播下了希望种子。但由于历史和毛泽东本人的局限，这一种子却未能开出丰盛的果实，于是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今天的迅速发展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程，一如在他们之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，都是现代化过程中艰巨探索的一部分。

　　任何一个政治强人的产生，都有历史、文化和人民心理的原因。就中国的情形而言，过去五百年的持续衰落，到了百多年前，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为标志，达到最为惨烈的程度；唯其如此，过去百年中国仁人志士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努力，也达到空前惨烈的程度，其间就包括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如上所述，孙中山、蒋介石、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四个历史人物，就是在这一百年里，分别以不同方式，为中国现代化过程留下了重要的印记。

从惨烈革命到制度建设

　　然而，众所周知，中国百年现代化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。其一是伴随着太多的血腥和暴力，其二是未能从根本上完成从从革命到制度的转型，尤其是对国民精神世界成熟度的提升。无论是国共内战还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，甚至今天台湾民主转型和成熟的艰难，都折射了这一点。其间既有中国文化层面的原因，也有现代和当代精英在历史进程面前无法自主把握的原因。

　　过去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标志就是，中华民族逐渐从落后走向先进，从无序走向有序；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告别了强人时代、革命时代、暴力时代，甚至也已告别政治动荡时代，进入一个相对富裕、平和、理性、多元和制度建设的时代。

　　问题是：这个新时代在制度建设上面临的挑战，艰巨性丝毫不亚于充满坎坷弯路和惨烈革命的二十世纪；同时，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们更应共同思考一个问题：中华民族在制度建设层面上，如何吸取一些世界大国已有的历史经验，尽快跨过一些不必要的障碍。